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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研究
- 作者： 师怡 来源： 吉林大学 年份： 2016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航空货物运输 华沙体系 《蒙特利尔公约》 《中国民用航空法》
- 描述： 19世纪20年代，国际运输立法出现统一化趋势，1924年《海牙规则》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统一了海上货物运输领域的诸多国际私法问题，为拟定其他运输公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资借鉴的蓝本，航空运输立法在国际统一责任立法的趋势下产生。蓬勃发展的国际航空运输业引发复杂的国际私法问题，也呼唤航空私法公约出台，以消除各国国内的航空法冲突。1929年《华沙公约》作为国际航空运输领域的首个统一实体法，规定了包括货物运输在内的航空承运人责任问题，在当时被视为国际私法领域最成功的国际条约之一。随着国际航空业的迅速发展，《华沙公约》所确立的货运规则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挑战，《华沙公约》在诞生之后的70年间不断被修订，华沙体系呈现出碎片化格局，《华沙公约》与其修正案并存的格局与公约最初所要达成的统一化目标背道而驰。国际民航组织（ICAO）最终决定放弃修订《华沙公约》的努力，另起炉灶拟定一个新的公约，其重大成果就是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蒙特利尔公约》对构建21世纪国际航空运输法律秩序和推动全球航空运输责任立法的一体化和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蒙特利尔公约》生效已十多个春秋，航空运输实务中发现的诸多新问题，是公约的立法者无法预见的。华沙公约体系与《蒙特利尔公约》的调整范围只涉及航空私法领域的有限问题，在调整事项、责任主体、实体法范围方面都有具体的限制。鉴于国际公约只在有限的范围内调整国际航空运输领域的法律问题，留下了不少需要通过相关国内法调整的空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现有的国际公约主要是在国际航空运输的责任制度、运输凭证合同当事人义务等领域达成一致，不可能解决航空运输领域的所有法律问题；第二，即使公约已经规定的问题，由于各国的分歧，也要依据国内法进行解释。因此，大量案件的处理仍然需要冲突规范的指引，航空冲突法仍然具有存在的必要性。《蒙特利尔公约》的孕生并未终结《华沙公约》及其议定书的作用，因此华沙公约体系之间的冲突仍然存在，而《蒙特利尔公约》也与其他货物运输公约在适用范围上存在竞合。随着现代运输方式的变革，多式联运方式成为货运主流，为了适应这一变化，许多运输公约所包含的多式联运条款，均扩大了公约的调整范围，更加大了公约之间适用竞合的可能性。一项航空运输活动就可能同时受到数个航空运输公约、多式联运公约以及其他单一运输方式公约的调整，从而引发条约冲突问题。条约冲突问题由来已久，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为此成立工作组，将此问题放在国际法不成体系的背景下研究。航空运输公约的冲突也属于条约冲突范畴，因此应当按照国际条约法已经确立的方法来解决。国际航空运输公约对承运人责任的诸多规定并不详尽。一方面，公约作为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妥协的结果，有意采用一些含糊措辞；另一方面，公约对航空运输实践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也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公约规定承运人对航空运输“事件”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事件”一词在公约中无法找到相关定义。再比如，在货物损失的三种形态“毁灭”、“遗失”和“损坏”当中，公约要求收货人对于“损坏”的货物在法定期间内向承运人提出异议，但这三种损失类型如何区分，公约未予作答。这些公约没有阐明的盲点和审判实践中产生各种法律问题，在丰富的法院判例中获得补白，对于国际航空货运承运人责任构成、责任基础、责任期间、责任限额、责任免除，判例法中可以找到详尽解释。可以说，航空运输公约所规定的货运规则在法院判例中发展起来。我国1995年《民用航空法》生效以来，民航立法的数量和范围呈现跳跃式发展，中国民航法规体系框架已经初步形成。在这个法律体系之下，尽管诸多法律规范或民航规章同时对我国航空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加以调整，但这些渊源本身或多或少陷入滞后或效力不高的困境，使我国的相关货运规则面临改进和完善的压力。单从《民用航空法》来看，国际与国内航空立法形势以及航空运输实践活动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一立法早已不适应发展变化的客观形势，修订民航立法的诉求在国内已经形成共识。完善我国民航法的货物运输规则有两个途径可循，第一，比较《蒙特利尔公约》和我国民航法在货物运输规则方面的差异，分析《蒙特利尔公约》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从正反两方面吸收经验；第二，结合国际私法条约在国内法院适用的理论与实践，完善航空运输公约在我国适用和解释制度。